一思一緒的飄沉

          许知远出了本新书——《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副标题是：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标题很抢眼），在爱晚书屋看到后，不曾犹豫的买下，这是我第一次买他的书，因为我想看看这个70后的忧郁青年要怎样来理解和叙述这一个多世纪。 
    书分成三个部分，三部分相对独立，只不过通过篇章的缀合勉强牵起了一条线索。第一部分从甲午海战一直写道了邓小平时代，而我刚看到这部分的大标题——追寻现代中国，就觉得别扭，这不人家老史的东西吗？许知远也该有点创意嘛，不曾料到这部分的最后一截居然刚好是对史景迁的访问记录，当然访问者是谁作者没有交代，可能就是许本人吧，但看起来不像。 
    这第一部分才应该是许知远的新作，后面两部分的大多数内容是他已经发表过的，而且整本书中多有重复，这也是作者承认的缺憾。就这部分而言，我最大的感受不是什么对历史的新看法，新视角（因为我觉得不新，即便可以认为它代表了部分焦虑的70后对这个民族历史的解读），而是许知远那类似汉译作品的文风。这让我熟悉的翻译味道竟然可以由一个70后挥洒自如的运用，也许刚好成为了该书探讨全球化的注脚。一个人的阅读会影响他的思维和文风，许知远和他的这本书怕是最好的例子。我也喜欢读那些汉译作品，我写一些东西时也或多或少受到了那种翻译语言风格的影响，这一点还曾被大学室友批评过。我虽然不反对这样的文字风格，但当我读到一个国人写的书是这样的风格时，我还是感到了别扭。 
    整本书里，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把这句话看作许知远代表70后喊出的宣言。就这个副标题上，作者写道：“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的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该章结尾处写道：“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这是一份沉重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伟大的抱负。虽然焦虑、疑惑，但更多的是乐观和自信。就像之后的80、90后一样，一种舍我其谁的信念自觉或不自觉的燃烧在胸中，以至引发各0后之间的有益无益的争论。人们说这是代沟，背后的涵义是无法相互理解和认可。但我觉得争论和代沟是好东西，有代沟才代表社会在进步，想想那个每代人都养羊的比喻，没有代沟的社会注定是个停滞的社会，就像我们历史上的某些时候，僵化的让人窒息。 
    看得出来，对于这个疯狂的镀金时代，这个金钱至上，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对于这个后现代社会的种种怪像，作者思考了很多，求索了很多，但我觉得，要说这书93页以后的内容是作者思索的答案，还不如说更像一份书单或研究综述。作者比前93页引用了更多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作品和话语，托克维尔、亨廷顿、阿兰·德波顿、博尔赫斯、贺卫方、黄仁宇、梅棹忠夫……，我极其佩服作者的博闻强识，不到三十岁的他涉猎了当下许多领域的经典著作。但也许正因如此，才使他自己的东西反而在其中消隐了。甚至可以说，许知远依然没有找到答案，除了他意识到的使命感。 
    醒来了，但这个世界已过于喧闹，令人眼花缭乱，于是依旧双眼迷离……

                                                             随笔于5月7日

      随着一个闪电划破夜空，今年高原的春雷第一次响起，本以为会下雨，可竟然飘起了大雪，一边电闪雷鸣，一边雨雪霏霏，一早起来，窗外雪后初霁，一夜的大雪把整片天空洗的格外纯净，在烈烈的阳光下，显出令人心旷神怡的蓝。白杨树上挂起了雪帘，亭亭而素净。对面山腰，云遮雾绕，像山峦的水袖，飘曳在空中。山下藏式民居很默契的吐出一缕缕炊烟，娉娉袅袅，好润眼的一幅图画，忍不住跑到楼顶，胡乱剪了几影。

 

 

 

     现在由于忙工作，开始感觉读书的时间削减厉害了，可看到好书仍然有强烈的购买欲，现在很难享受到在书店淘书的乐趣了，虽然每次出差都要去搜罗一遍，但州内书店的更新速度总是不够。还好前向去成都重温了下淘书的惬意。

   康定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上海：三联书店．2008．
   [美]汤姆森著，朱艳辉译．北洋之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都是在杨朗书店买的，这家店在我读高中时开业，现在看来也还是康定最好的书店。

　雅安
　[英]罗素著， 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英]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叫老弟代购的。
  
   成都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著，何怀宏译．沉思录．上海：三联书店．2008．
   [美]胡克著，王清彬译．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6．
        以上两本在购书中心。
   [英]F.H.布莱德雷著，何兆武、张丽艳译．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美]芮乐伟·韩森著，梁侃武、邹劲风译．开放的帝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德]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这几本是在弘文书局找的,可惜没去成书局在川师大的另一家店面。

    看了半个多月的《李小龙传奇》，片子呢，拍的还可以，这部电视剧是想以李小龙的一种坚韧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来感育众人，特别是希望用主角的死来加强这种效果，因而基调是悲剧的，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尽的悲情。
    为什么呢？因为木秀于林。更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李小龙最大的精神动力是一种强烈的自尊感，一种追求平等的意识，他心中最大的愿望是摘下东亚病夫这块牌子，他选择了武术，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证明中国人，他要说NO。可是，他太天真，因为他太晚才明白东亚病夫四个字不是挂了个牌子而已，而是已经深深的烙入了中国人的灵魂，靠武力，就算你李小龙打遍天下无敌手也不过是一个个例，不过是停留于表面，甚或不过是老外一枚赚钱的棋子。
    李小龙，你通过拼搏可以在美国得到美国人的认可，得到那个社会的接纳和尊重，但，你最大的敌人，不是这些老外，而是你的那些看似可爱的同胞，这从黄皮小子对你的暗算即可看出。当你为获得全美冠军而在台上刀光剑影，被那个劳力士踢了一脚时，华人武协的一个管家说了句：“这脚踢的好”，更是把劣性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句简单的话语真真的刺痛了我，什么是丑陋的中国人，这就是。
    也许大家会觉得武协是个什么东西，李小龙大可不必理会，照自己的路走下去，如果真这么简单就对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武协是个什么组织，也不在于这些武协的人与李小龙怎么就来了深仇大恨似的（至于什么国术不外传之类也太冠冕堂皇了），关键在于为什么武协和李小龙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弄懂了这个，也就懂得李小龙独臂难撑的苦楚了。
    中国人，这么几千年混下来，你说老祖宗的什么东西继承的最好？不是什么国粹，不是什么国学，更不是什么四大发明，继承的最好的是奴性！是强烈的层次分明的等级观念！是那句龙生龙凤生凤，乌龟生王八的咒语！说白了就一个字，贱！
    这种等级观念即便漂洋过海，受到欧风美雨的清洗，仍是旺盛不已。
    在武协看来，你李小龙做的这些，首先不在于什么为国争光，为民族长志气的意义，你那份豪情让这些老东西首先觉得的是，乳臭未干的小子，居然可以不论资排辈，坏了这不成文的老老老规矩，这还了得，简直是不尊重我们这些前辈嘛，不教训下是不行了。可是，虽然下了教训你的决心，但这一来是在美国，毕竟不得不遵守下法律，不然大家都不好玩（于是安排在一个像废弃的工厂样的地方解决问题，他们自己都知道干的是见不得光的勾当）。二来若是我们亲自出手，难免留下大欺小的恶名，更重要的是这几把老骨头怕不是那小子的对手，要是败了就更是遗笑大方了。那就只有一个屡试不爽的老招了，找个人背黑锅三，于是黄皮小子出场了，表面上说是他自己觉得和李有旧怨，非报仇不可，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武协中的一些人想办法弄进美国的，不然就他那名字办个签证也难嘛。因而，这家伙最后暗算李，就算是心中太过不平，但也不排除有人授意的可能。
    于是李小龙只有倒霉了，因为你小子既然不按照我们的规矩来，老子就废了你，哪怕你再神奇，再是个人才。毕竟人才和武协这些人的权威比起来，那就不算什么啦。即便这次失败，我也要把徒弟遣送回香港，保存实力。你为什么就不向我徒弟学学呢？他功夫再好，还不是在我面前唯唯诺诺？
    李小龙的悲哀就悲哀在他自以为是在尽一己之力，但在某些人来看，你就是在贪天之功，就是狂妄！不整你，我的威严，我的层级还如何去维持？就算要把中国武术发扬光大发，远播万里，也应该由我来完成，即便我本人不行，那也得由我的徒弟（比如黄皮小子）来搞定，徒弟不行还有徒子徒孙，那容你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抢了我的风头，夺了我的功劳?    
    所以，你李小龙不来拜码头，也就是不承认我的领导、我的权威是一错，随后我屈尊邀你入伙，是“看得起你”，你居然不买账，又是一错，你进而敢答应挑战，不晓得知难而退，给你台阶你不下，还是不给我面子，不知天高地厚就更是大错，你已经对传统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非除之而后快了。
    在第一集里，说李小龙死因是迷，还列举了七大原因，其实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伟大的李多半是被他杀，而且很可能就是被他一直苦苦想帮助的同胞用了不知什么样的方式给了结了的。
    英年早逝李小龙，悲情啊悲情，到头来，你居然成了卑劣的民族心性，变态的等级观念的牺牲，我为你惋惜，我为你唏嘘...
    安然吧李，就算十个李小龙也改变不了的...国人病的不是躯体，而是灵魂...

     长假结束了，本以为回到康定会轻松许多，却不料工作的人难再自由，即便假期，也不时忧心工作，甚至想快点回去处理那一摊事，也许这就叫责任吧。
     许久没管这儿了，今早才想起建博也两年多了。两年前，基本是出于满足好奇心，胡乱在大巴注册下，当时并不太当回事，毕竟网络上注册的东西太多了，且大多是浅尝辄止的。
     两年前那个十一，大三，去重庆找一朋友玩，本来想到处逛逛，悠闲下的，那知道那家伙网瘾犯了，晚上要通宵，还硬拉我去。可我是不玩游戏，不喜看电影的，一整夜会很难打发，胡乱在网上爬了几小时，困倦不已。无奈中想起了飘沉，当时博客上也就几篇凑数的文章，模板也是默认的，看起实在不雅观，突然就想把它弄的像样点，于是试模板，编代码，录入个性化的东西，不知不觉天边已泛白，而博也总算是有了个雏形。
     一开始还是转载的居多，文字的东西，于我而言最是费神，属于典型的没灵感半个字都码不出来的类型，于是几乎把这当成了个资料搜集的仓库。后来才慢慢有了些自己的东西，即便转载，我也多有阅读感念书于篇首、篇尾或干脆夹入文中，不只是为了表达，更是为了说明某篇文章我是认真读过的，觉得确实有用才转录于此，这样也希望不浪费别人的时间，虽然访问者很少。
      这一年，是我彻底没有学生生活的一年，工作后，很多看法在不断修正，也有了许多新观点，但更多的觉察到了自己的幼稚和浅薄，反不敢贸然下笔，于是博也就显得冷冷清清。和朋友摆谈，互相都在说不要想太多，因为都知道做一个思考的人很累，糊涂难得啊。朋友就劝我写点生活感悟之类的发空间里，现在大家更愿意看这些东西，而不是什么费脑不讨好的文章，可我知道，自己最不擅长的就是用文字记录这些生活的细节。王小波说沉默的是大多数，他因此要出来振臂一呼，他是有哪个能耐的，可如我这等没能耐却又自觉不自觉就要去想一想的人，又如何是好呢？ 难道真的沉默是金？或者无知万岁？
     我无法确定答案，仅知道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把模板换了，现在需要一点清新，少一点厚重...

      三个月没有更新博客了，不是不想更新，实在是没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这几个月，发生了许多大事，不过我更多的是冷眼旁观，没有了以往的一些激情。也罢，回到我喜爱的历史，转帖一篇文章，算是从头再来。很早前在《变动不居的历史》一文中我就说过历史解读的重要因素是角度以及焦点，这篇文章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兴许能给大家提供些不一样的启发吧。

 

作者: 澳大利亚 雪儿简思

      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满载中国精锐部队淮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近千人罹难，直接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就是在国际战争史、司法史上成为经典案例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 （该事件首次全景披露请参见拙作《大东亚的沉没》，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
　　在高升号被日舰击中后，不少清军跳水求生未果，事后，中国方面指控日舰用机枪残杀落水者，日本方面则指控仍在船上的清军为追杀弃船的英国船员，而向水中开火。
　　
　　“选择性健忘症”
　　
　　在这场争论中，被中国史学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据，是同船遇险逃生的李鸿章德籍顾问汉纳根（Hanneken）的证词。然而，汉纳根在指控日本军舰杀害落水者的同时，也说道：“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还在高升号上的清军）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也就是说，他认为中日双方对杀害落水者都有责任。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引用了汉纳根证词的中文论著中，这一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这就是“选择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 “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当然应扼腕痛恨），但我们自己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所进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视东邻。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被异化为一种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这种“选择性健忘症”，令我们在不断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这当然极为必要）的同时，俨然以人师自居，完全忽视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讨伐中，我们却很少敢于“推人及己”，直面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我们与日本同病的“选择性健忘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
　　比如圆明园被毁，我们在不断复述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檄文时，却似乎很少涉及破坏力更为强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我们在控诉八国联军侵华时，很少涉及随着枪炮所带来的制度层面、乃至人文层面上的更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军托管的两年间，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联军的军政府“都统衙门”在庞杂的拆迁过程中，以契约精神对拆迁户的利益进行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这一事件在当代依然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请参见拙作《八国联军是怎么在天津搞拆迁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至于对近代史一些关键人物，诸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文等的评价，我们莫不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脸谱化和戏剧化，党同伐异。比如，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痛斥着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尽管研究已经确切地表明了孙文的南方政府曾更为主动、甚至迫切地想以此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支持。
　　至于现代史，则更是禁区林立，健忘与“修正”俯拾皆是。国共内战和文革武斗中，亦充满冷血与残暴，其对民族的警醒作用更是不输于任何外侮，却始终没有为此鸣响过一声汽笛、敬献过一束鲜花，以至于“谷子地”那一声迟到的《集结号》，居然引得万众落泪、亿民同悲；而巴金那一册虽然坦率却不深刻的《随想录》，俨然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这种史识上的人格分裂和史评上的双重标准，成为我们史家“裁缝”们的特性。“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中日两国却“同病不同命”：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因此，日本人能将恶魔也奉为英雄世代祭祀，而我们则将英雄也一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剩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好“干净”。
　　
　　苍白无力的悲情
　　
　　我们的“选择性健忘症”，还表现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看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经常是我们成百上千人被十几个日本兵看管着就能分批杀害，如果反抗，至少可以跑出一部分人，至少可以把那几个日本兵干掉。是我们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是都在指望着别人挑头呢？毕竟，挑头的人基本是没有生还的希望的。
　　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甲午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日本人的文献在记录了清军作为军队的无能和衰弱的同时，却也记录了不少清军官兵作为军人的英勇和顽强，并对此敬意有加。但是，这些起而抗争的英雄们，却被我们后辈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给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以德抱怨”的单恋
　　
　　在我们将纪念耻辱看得重于纪念抗争、推动自省的同时，我们却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对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如从党派政治的角度寻找理由，挤一挤总是有的：为了争夺日本的支持，海峡两岸比着表现大国风度和天朝慷慨。但毫无疑问，此种以德抱怨，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实依然是屈从了内斗需要、牺牲了民族利益的一场悲剧。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圆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
　　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这种阴柔性格的形成，就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产物（请参见拙作《一人为刚万夫柔》，本刊2008年3月上）。放弃对日索赔，在我看来，还是这种“和亲”思路的延续，可惜世易时移，人家未必领情。
　　
　　正义就是力量？
　　
　　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同时，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
　　然而，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绝非因为我们坚守“正义”，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普世原则（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外，核心只有一个词：权力。这是至今仍奉行丛林原则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历史上所有的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
　　其实，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宗方小太郎执笔）。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而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1871年），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就已经“义正词严”地反对清政府在文件中自称“中国”，而只能写为“大清”。在那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中，韩国人则充满正义地将中国人与日本人、俄国人一概丑化，这对华人观众的心理震撼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研究中日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作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主义”的妖魔
　　
　　与喜欢沉溺于虚幻的“正义”感一样，在我们的对日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我曾经收集了满蒙开拓团的一些影象和图片，毫无疑问，“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武装平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军国主义”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失败”。
　　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民国初年法西斯主义也曾被当作救中国的一剂灵药，而且应者不少），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简单地妖魔化某种“主义”，并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头上，其实是对历史解读的偷懒。
　　另一种妖魔化，就是过度解读并拘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杀等。极端事件当然能十分典型地证明恶魔的魔性，但过度拘泥于此，却有可能走入一个误区：似乎只有极端事件才能证明恶魔的魔性。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领南京，却没有进行大屠杀，而是实行某种宽容的统治（如同他们的谋士倡议的“仁政），因此百姓安宁、市井俨然，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减弱对日控诉的力度呢？
　　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将敌人简单妖魔化，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时也易培养弱智如同东郭先生者，在贷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衣炮弹”面前，丧失分辨力。
　　
　　汉奸的基因
　　
　　在中日关系的话题中，有一个沉重的词总是绕不开去：汉奸。
　　虽然李安的影片《色戒》令国人更多走出对汉奸的脸谱化观感，但在华语世界中，无论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汉奸”依然是皆云可杀的，网络上愤青们骂人最狠的词就是“汉奸”。
　　究竟什么是“汉奸”，这其实如同“正义”一样，是一个伸缩弹性很大的词。被日本人逼着签二十一条的袁世凯，曾被骂为汉奸；拿了卢布依靠苏联力量北伐的孙文，也曾被骂为汉奸；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更是频繁地互指汉奸，如同此前互指为匪一样；甚至光复后，沦陷区的百业百姓都被带了“伪”字头，连学生也被称为“伪学生”，不予承认“伪学历”，因此引爆学潮，培养了一群革命事业接班人。现如今，汉奸更是籍着网络的光速，而成为新时代的使用频率极高的中文词汇之一。对于一个自甲申年来饱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内部争斗的民族，标准并不严密、执行更具弹性的“汉奸”自然是十分高产的。
　　将误国、卖国的责任一骨脑儿归咎于“汉奸”（在汉奸本身或许是咎由自取），某种程度上是对集体责任的最好规避。这与古代的归咎于“女人误国”的手法是一致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花蕊夫人的千古绝唱不仅骂尽天下窝囊儿郎，更也揭开了“大多数”对责任的推卸本能。
　　欧洲历史上，对待 “汉奸”还是很宽容的。原则上多将战争当做职业军人们之间的争斗，“民众根本不需要惧怕敌人的剑”，平民服从并协助占领军，不被看作是卖国行为，只需要向胜利的一方缴纳该缴纳的一切，变化的无非是换了个收租人而已。战争中各方的民众都有服务过占领军的经历。
　　在这一“战争与平民权利”的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是曾长期担任巴解组织外交官员的卡玛纳布丝（Karma Nabulsi）。这位看惯了血与火征战的女性，在《战争的传统：占领、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Law）一书中，以历史学的方式分析了欧洲战争哲学及其法律层面上的演变。她认为，大多数愿意主动做顺民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些既得利益者对内的惧怕远远大于对外，而他们的自愿合作，也基本被占领当局认为是对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动。
　　如我们借用卡玛纳布丝的理论，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曾经的遍地“汉奸”：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私利放弃抵抗（或抵抗不力），谁能有权利指责那些不得不在占领军的刺刀底下做顺民，以换取“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草根阶级呢？谁又能阻止野心家们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拥寇自重、拥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换代之实呢？
　　在卡玛纳布丝的故乡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也展现出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本事，这似乎说明，在政治生态没有民主的基础上，抵御外侮往往只能成为有识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价借口而已。(>>>>>西式“汉奸”：刺刀下的顺从与无奈？)

　   口水抗日的历史渊源
　　
　　1895，日本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大本营提交了一份中国政情报告《对华迩言》。报告中，他对中国那些“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的主战派，不屑一顾。
　　这些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 “声泪并发，罔知所措”（《翁文恭公日记》），而此时，“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为主战而主战”（高阳《翁同龢传》）。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七旬老翁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 （以上引文均见《翁文恭公日记》）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评价翁同龢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尽管对李鸿章也颇有微词，但显然对“北京那帮既不了解实情，又不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专门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更为蔑视。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蹇蹇录》）
　　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鸿章传》）
　　这种口水抗日风，至今犹盛，情绪化、非理性的反日言论，充斥了中文网络。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
　　对待日本，我们做够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对待历史伤疤，我们受够了把眼泪当作膏药。接下来，该做回越王勾践了吧？那就从反省自己、研究敌人开始吧。

原文地址：http://sheljeanns.blog.hexun.com/17542981_d.html

    记得初次见到先生这本书，还是在大二，书还是20年前的初版，比较薄，裹着个黑色的封皮，孤独在书库的角落里，上面盖着层灰。当时由于自己的定式思维，觉得书名和大陆作者似乎不达调，而没多在意它。不料数日后一室友把这书给借了回来，翻了没几篇就说文风个性，就是内容深了，叫我也看看。我看了看目录，被《匪夷所思》一文吸引住了，不过当年那水平，就这组扎文，看的也是一知半解，因而觉得时机未到，他日再读。
        幸运的是，大三时又把它从书库里翻了出来（要知道学校图书馆很多书四年里可能只有一面之缘），这时再细细读来，已不觉艰涩，反是大呼过瘾，对作者也是深为佩服，以至于到大四读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千方百计的去找朱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这个本子。要毕业时，书出新版，厚了许多，在书店发现后立马买下，想看看到底增订了些什么，不过之后磨磨蹭蹭的，直到上个月才取出来读完。
      在学术书籍中，该书的体裁是很少见的，零零碎碎的，十几或几十组短文构成一篇文章，每一组之间似乎没什么承上启下的关联，实则是思维的逐步推演，像《走出中世纪》一文就是典型。不过个人认为《匪夷所思》一文更值得玩味，也最能体现作者贯穿全书的思维、观点。全文极其凝练，用十几到上百字不等的短文叙述了43位近世重要学人（唯一的例外是顺治，作者写他似乎就想说明这位皇帝对儒学不感冒）不为常人所知的一面，而这一面又多是和世人常识相左的一面。比如写黄梨洲：“同顾炎武一样，他坚拒清朝统治者的聘请，不肯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但清修《明史》，他却异常关心，派了最好的学生万斯同去充当实际作者，还派了儿子黄百家去了解动向。据说，《明史》的体例，都由他最后裁定。他真心不同清朝合作吗？”对于这条史实，若不是先已有所了解，读来不免吃一惊，耳目一新。但点睛之笔不在于叙述本身，而是透过文章的历史观，即不在于告诉了你一个标榜前朝遗老，隐逸山林之人，还有份似乎悖于归隐精神的建树，而在于文末一句反问，给你当头一棒之感，为何？
      作者其实是通过文章表达了一种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不可囿于常见的观点。很多人被长期的思维训练束缚，搞的头脑里只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印象：黄宗羲嘛，不就明亡后跑入山林，痛心于以夷变夏，反思前朝，写了几本书的那个老头。如果一直这样认识，不能说错，但起码有失偏狭，把问题简单化了，把历史人物看成了机械式的部件。我们一直在说看待历史事件、人物要全面、要客观，可我们的教育却打着这一旗号做着些片面、主观的宣传，以至于一些很平常的史实，因为悖于根深蒂固的观念，说出来我们有些朋友就受不了，还做些无谓的争辩，这从最近朱先生在FT中文网开专栏，几乎篇篇文章都招致一些诡辩式的批评也可看出。造成这种结果，多是因为不懂的这种思维的缘故。先生好用疑问句，特别是反问句，有的人不解，说讲了半天似乎跑题了，还没把答案说出。其实有些问题没必要讲穿，也讲不穿，甚至是不言自明的。还有些问题是没有唯一解的，你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取决于你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角度，为什么非要别人强加给你一个观点才舒服呢？汉文的魅力就在于欲言又止，进而心领神会的联想能力。为什么要去做等着现成答案，少有独立思维的绣花呢？
      作者是马克思主义的，该史观贯穿全书，文章是辩证的，不下主观的武断结论，而是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和进一步探究的路标，如讲俞樾一条：“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考据学家，结束古文经学的大师，谁能想象他竟会去改编《七侠五义》？”虽仅三十余字，却是积几十年功夫才从茫茫史海中挑出的一珠，为后人开了眼界。全书这样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例子还很多，尽量在通观的基础上，更注重细节的考量。我们常说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内存鲜活的生命在跃动，如果只有枯燥的理论，其结果必定是架空历史。只有注重人的举动，乃至人心的变化，才能充实理论的内涵，才能更为准确的解释以至“复活”历史。可喜的是，该书给了我们一个榜样，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观也可以像当下欧美主流史观那样做从下而上的、细节化的历史。
      当然，读书不可能不疑，该书最大的困惑就是那个全书试图却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能独自现代化吗？那将是一怎样的道路和前进步伐？对于这个争论了无数个日夜的问题，目前看来要解决还有点遥遥无期的味道，不过至少从该书我们看到了一种尝试，一份努力不是吗?于是，我们也不得不直面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该书的书名及其背后的话语。中世纪这个概念合用于中国吗？我不是什么坚定的反对西方中心论者，只是中世纪毕竟是西欧历史的特有词汇，即便为我所用，甚至就认定这种中世纪自然的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那么也应对其适用范围有所界划，而作者在书中并未界定这一概念，也未作任何说明，只是从书中看来，似乎作者将其定位在晚明到晚清这三四百年间，作者也曾自言，其师陈旭麓教授认为书名应为“轰出中世纪”。如此看来，陈对中世纪这个概念用在这儿也似乎并无异议。既然如此，也许我们不该纠缠于概念之类的问题，否则也不免有思维定势的弊病，毕竟作者在这个西为中用的话语下写出了一本优秀的学术札记，这就够了。或许，更多的可能是，历史和历史中人的作为及对它的解读，没有绝对的是非，有的只是绝对的角度吧。
      上个月先生的《走出中世纪二集》也已出版，网购一本，期待中…

      现在由于地处偏远，使得购书也成了问题。在这些藏区的偏远小城，几乎没有书店可言，尤其是关外，大多数县城的新华书店已经处于半倒闭状态，其他书店更是凤毛麟角，邮亭里卖的最火的是故事会，这对我而言有时简直无法忍受，现在买书不叫买书，叫遇书，遇到好书简直是运气好上天了。于是接近半年过去了，就淘到了这点书。

南充
[捷克]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现在后悔没在南充文汇多买点书。

成都
[美]杨联陞著，彭刚、程钢译．中国制度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英]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在成都就觉得书太多，想买的太多，荷包太...

康定
[清]周蔼联撰，张江华点校．西藏纪游．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美]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美]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中国近代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把康定几个书店全跑遍了，几乎每个店就只翻出来一本合胃口的，不过已经比没有强多了。


稻城
[日]福井康顺、山琦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著．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
[清]刘璋著．斩鬼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把稻城新华书店里的老古董搜刮走了，前几年他们把老书当废纸卖了，就剩这几本了，现在那儿几乎只有些藏文书籍了...

网络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奥]卡尔·波普尔著，何林、赵平等译．历史主义贫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严耕望．治史三书．北京：世纪文景．2008．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幸好还有网络，把一直没找到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买到了...不过在这地方一本书要半个月才寄到，效率太...

    如果说前晚让我眼眶湿润的是央视赈灾活动上的爱心触动，那么昨天到今天则是因为一股不服输的民族精神的深深感动。
    当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大声呼出一声声“中国加油，四川加油”的呐喊时，我再次确信，2008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2008年后的中国人也将与以往不同。
    灾后三天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就收到捐助超过6亿人民币，创历史记录。而前晚的央视大型慈善活动更是募的善款15多亿。国内各个地区、各种组织、各个社会力量捐助的物资、现金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华侨也纷纷慷慨解囊，这些援助的总和将超过政府直接的抗灾资金。在这个数字后面，是政府与民间，政府与社会共同撑起了抗灾这项艰巨的任务；是每一个中国人，真正的把自己当成了主人翁，共抗国难，义不容辞；是全国乃至全球的华人空前的凝聚力。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国家确实强大了。
   正是因为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才能在大灾前面有如此快速的反应，如此高效的救援。整个国家、民族的力量在第一时间被快速而有效的动员起来，从而大大减小了灾害程度。76年的唐山大地震，威力不如这次大，范围不及这次广，却死亡近25万人。本次汶川大地震目前罹难人数为3万多，约为前者的八分之一，就在于救援的及时挽救了大量生命，对灾民的妥善安置稳定了民心，避免了附加问题的大量产生。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确实有了长足进步，我们无需搞什么30周年纪念，甚至也无需非要借奥运说明什么，这次灾难在让我们痛心的同时，却不也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数十年的成就？数十年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三十年的奋斗让我们有了更加开放透明的政府，有了更加理智成熟的国民，有了更加包容负责的社会，也有了更加能征善战的军队。这一切在国家第一次以最高仪式悼念遇难同胞时表现的尤为明显。反观缅甸（也许这样比较不合适），该国遭遇的造成近8万人死亡的风灾几乎被我国的震灾覆盖。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全球媒体都在大篇幅关注报道中国的抗灾情况。各国政府、民间组织积极提供抗灾援助，派遣救援队，捐助大批物资，甚至灾我国的全国哀悼日，有些国家也一并降半旗致哀。可说中国的每一步都在牵动世界的神经。显然，他们如此关注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人口多、国土广，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现在是世界经济引擎、政治强极。
    2008，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从年初的雪灾到三月的西藏骚乱，从奥运圣火传递的不愉快到大地震，中国人都一次次的站在一起，昂起头，挺起胸，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民族的团结心与凝聚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烈。可说自梁启超百年前提炼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以来，国人从没有如此强烈而一致的认同，认同于这个国家、认同于这个民族、认同这个政府。我们现在具有1840年以来少有的共同心理，就算海外华人，也在认同于炎黄子孙时得到了一种回归，套用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在这次灾害中，80一代终于成熟，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组织志愿者到灾害现场救灾，还是在社区里、网络上呼吁各种形势的援助，他们都身体力行，同此国殇。他们自觉的肩负起国家、社会的责任，自觉的挑起民族的大梁，撑起民族的脊梁。作为80后，我从咱们这代人身上，从这次灾难中，深深体会到一种顽强的民族精神始终高亢，一股强大的民族自信溢满心田。
    2008，相信中国！
   
截止20日，已发生余震7000余次，四万多同胞罹难。

     第五天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遇难人数也达到了22000余人，越来越多的受灾地点进入我们的视野，灾难的规模也更加彰显，难度在加大，数十个至今还没有进入的区域增加了我们的担忧，这一个个地名在牵挂着我们的心。就在今天，又发生了次6级余震，在家里感觉明显，后来才知道是在理县，把刚抢通的通信线路又给毁了。但，不抛弃，不放弃，五天来，我们的信念却也愈发的坚定，我们的努力也愈发的坚持。 
     救援已经全面展开，到达汶川的西线也已经抢通，连我们这样人数不多的单位今天也组织好了应急分队，随时待命。灾后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了各地的无私援助，一种大爱在弥漫，它给予了我们坚强，给予了我们希望，给予了我们力量。
     看着那些可怜的无家可归的人们，看着那些废墟里顽强的生命，看着那些奋力拼搏的军人，看着那些不知辛劳的记者、志愿者。一种暖流在心中激荡。看到了不少触目惊心的画面，更多的却是救援、救援、救援的感人镜头。昨晚，川台的节目主持人哽咽着念完了一则报道，而我也不禁跟着眼眶湿润，好久不流泪了，太让人伤心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凋落，太多无辜的人就这样失去亲情。但，他们并不孤单，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亲人，是的，大爱无边，在这样的苦厄时刻，唯有爱，可以扫开一切阴霾，人之为人，其根就是情。
     我们会挺过去，因为爱贯中华！
   
     到今天，余震4300余次...